对戏剧有着近乎痴狂的执着和热情，接触过剧作家孙德民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。

2月28日，京剧《小英雄雨来》首演过后，孙德民马不停蹄地奔往承德，对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话剧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进一步排练打磨。3月初，该剧赴京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“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”……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近日，孙德民又投入到新剧的创作当中。“这部剧以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为题材，讲述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。”孙德民透露，上个月刚到保定，对保定学院的师生进行采访，座谈交流，做素材的收集工作，6月底到新疆，深入了解在那里支教的保定学院学生的工作生活状况。

深入生活是孙德民进行剧本创作的法宝，也是他的剧作屡获大奖的秘诀。他说，深入生活是弥补创作不足最好的办法，任何作家想偷懒，想躲过付出艰辛的深入生活，永远写不出好剧本。

孙德民坦陈，戏剧创作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也打过退堂鼓，但是克服了困难，当这个戏剧立在舞台上，听到观众掌声的时候，往往就下决心：“我还要接着写。”

记者：您与戏剧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
孙德民：我和戏剧的缘分，应该说从很小的时候。因为承德当时是热河省的省会，承德有个热河省话剧团，就是现在的承德话剧团。小时候我就喜欢看戏，特别喜欢看话剧，更喜欢看热河省话剧团的话剧。所以当时演的《白毛女》也好，《纪念碑》也好，我记着好多戏的名字。

那时候，演戏不是在剧场，而是在广场上。我记得小时候在广场上看戏，挤的是人山人海，有时候把帽子挤丢了，有时候把鞋也挤掉了，但是我特别喜欢，我不但喜欢舞台上的这种形式，我更多的是被剧中的人物，剧中的故事，被演员的表演，深深地感动。所以，我特别迷恋话剧。

记者：所以，您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承德。

孙德民：我大学毕业以后，当了两年助教，执意要回承德来。到承德，我要求到承德话剧团，就做了编剧。后来一直从1964年，待到1994年，调的省文化厅，在承德话剧团待了30年。

我觉得从小时候，这种戏剧特别是话剧铭刻在心里的东西，就像戏剧的种子一样，使你奠定了一生的理想，一生的追求。所以我为什么搞了一辈子话剧，跟小的时候种下的这个戏剧种子、话剧种子，是分不开的。

记者：您早期的作品偏重于农村题材。

孙德民：因为我到承德话剧团以后，一开始就跟着张仲朋老师，我们下去深入生活，那时候是搞《青松岭》。

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农村作品？因为我虽然没生在农村，但是长期生活在农村，经常下乡，所以我对农村特别熟悉。我总觉得越是基层啊，包括那些农民，包括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基层干部，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。他们在农村的奉献是很多的，我的好多作品是写农村的基层干部。而且农村当中呢，越是基层，它越蕴含着社会很深刻的矛盾，那么对于戏剧创作，它就反映非常深层的东西。

记者：农村孕育着戏剧的种子。

孙德民在乡间

孙德民：现在我们讲，在创作中，如何从集体意识当中打捞个人意识，从集体的情感当中打捞一些个人情感，从现实当中能够增强人性的东西。这些东西，在基层群众或者在基层生活当中，表现得更为突出。对于戏剧创作来说，它就更孕育着这种戏剧种子。所以有时候我的作品，就是从生活当中直接打捞人物，直接打捞情节，直接打捞矛盾。

记者：《雾蒙山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孙德民：我是1972年在那个村,就是青龙的七道河，几乎生活了一年。戏里边的每一个主人公，我都认识，都有生活的原型，跟我感情都挺好。特别是基层的老支书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干部，但是别人对他不理解。我就选择了那个老支书死了之后，当反对他的人醒悟过来后，跟他有一段对话。这个最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心灵，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，而且他有历史演变在人身上留下那种深深的烙印。

记者：您的每一部戏里的台词都很接地气，语言很鲜活。这些台词也都来自生活。

孙德民：对，话剧主要靠着演员说。角色的心理也好，角色的情感也好，角色的思想也好，完全靠着说话，所以说话就非常重要。当然，说话要表现一种思想，表现一种故事和情节的进程。但是，表现人物性格，表现人物心理，表现人物情感，就应该给这个人物非常独特的语言。只有非常生活、非常个性化的语言，只有老百姓喜欢、容易接受的语言，才能够打动观众，吸引观众。

语言的收集，跟我这些年在农村有关系。我在农村呢，老百姓这些话他平常都不会说的，他只有跟你非常知心的时候，已经不分彼此了，他脱口而出，这个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，最能表现人物的心理。像“想给人家送礼，你提着猪头都找不着庙门”这样的话太多了，他们的语言非常丰富。我比较有心，我现在记录的语言，已经记录好几本了。到创作的时候，就很简单一翻就出来了。

记者：您写每一部戏都要深入生活。

孙德民（左四）在基层体验生活

孙德民：我写每个戏，都要下乡。凡是现实题材的戏，我都要先深入生活。我这个人是笨鸟先飞。因为我不是学创作的，在大学是学文艺理论的，但是我喜欢戏剧，我要搞这个，我就有那么一种劲头，我觉得我要办的事，我一定把它办成。我虽然笨，但是我笨鸟先飞。你用一个月深入生活，我两个月，你写一个本子改两遍，我改四遍。我觉得深入生活，是弥补创作不足最好的办法。

记者：现在您与蹲过点的这些地方还有联系吗？

孙德民：像我那个生活基地，青龙的七道河，还有隆化县的四道营，这是我两个保持了三四十年的生活基地，现在我每年都要去，他们每年还都要来看我。

我在承德话剧团的时候，他们一来来十多个人、二十多个人，也住不起旅馆，就住我们家。我们家又招不开，大伙的衣服也不脱，就躺在床上。然后呢，我爱人给他们买点馒头，就很简单在那吃住。他们要考汽车司机，要买化肥，我就给他们帮忙。就是这种关系。他把你看成是知心朋友，你把他也看成知心朋友，所以他们所有的内心活动啊，包括他们的情感恋爱结婚，什么都会跟你谈。有时候我到隆化四道营去了，临走前，给你装点小米，装一把绿豆，有的还装个倭瓜。对他们来说，那是非常宝贵的。

记者：上世纪80年代，话剧生存面临一种危机，业界也称为是戏剧危机，但是这段时间恰恰是“山庄戏剧”诞生的时期，也是您创作最丰硕的一段时期。

孙德民接受采访

孙德民：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，我正是那个时候，1984年当了承德话剧团的团长。

严格来说，那个时候山庄戏剧，就想为承德话剧团找一条出路。当时剧团非常困难，到剧场看戏的人越来越少，很多人“下海”“触电”都走了，当时也调我到省电视台，我没来。我就觉着咬咬牙能够坚持下来。为了给承德话剧团找一条出路，当时我就搞了好多戏，比如话剧《女人》，给国家统计局写的；给国家民委写的《班禅东行》；给中央统战部写的《十三世达赖喇嘛》；还给国家林业局写了《这里一片绿色》。你给他写，这是宣传，他要给你钱的。我又把这个改成电视剧，他还给你钱。这样呢维持了承德话剧团的现状、演职人员们的生存，大家能够挣些钱。

另外，这些戏呢，我们不但要钱，而且还要拿奖，还要拿文华奖，还要拿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所以必须提高这些戏的质量，使它从宣传走向艺术。所以我们就想承德话剧团必须走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，这就是山庄戏剧。山庄戏剧是从生存逼出来的一种东西，也恰恰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承德话剧团开始搞山庄戏剧的。它不仅维系了生存，而且也使得在舞台上形成了一种山庄戏剧的现象。

记者：山庄戏剧带着明显的地域特征。

孙德民：承德的避暑山庄，当时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，而且它有外八庙。当时它这个作用，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一所天然的民族文化宫，难得的历史博物馆。所以你要写承德的地域文化，再加上观众的认可，所以我们就搞了山庄戏剧。

话剧《雾蒙山》剧照

当时承德话剧团的山庄戏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个是反映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清朝的历史剧宫廷剧，像《懿贵妃》《班禅东行》《圣旅》《帘卷西风》，我写这几出戏都属于宫廷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属于塞北承德地区的农村戏，就是燕山地区的农村戏，像我写的《晚雪》也好，《雾蒙山》也好，一直到现在的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。实际反映在文化的深层上都有一种和合的东西。

记者：山庄戏剧有什么特质？

孙德民：我觉着山庄戏剧呢，在演出风格上，跟其他地区其他院团演的历史剧宫廷戏完全不一样。它都接地气。当时写《懿贵妃》的时候，买不起《筹办夷务始末》，那本书需要20多块钱。当时是1982年，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抄，上午也去抄，下午也去抄，中午就在北海公园的椅子上躺一躺。而且我们找的故宫的清史专家辅导这个戏，就使这个戏非常真实，非常清新，接近老百姓。农村戏，它有很多泥土气息，清朝宫廷戏也具备这样一种风格。这就是山庄戏剧的特质。

记者：您创作的作品获奖无数，您在戏剧创作上有什么样的诀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？

孙德民：我觉得这个诀窍更多是一种责任，是一个剧作家的责任。

河北梆子《李保国》剧照

因为在自己创作过程当中有两类作品，一类作品就是我愿意写，我要写。比如像《懿贵妃》《班禅东行》，还有《晚雪》《成兆才》，这些作品因为我从他们的资料当中受感动，我要写。还有呢，就是领导让我写。如果他光让你写，肯定写不好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过程。写《李保国》，我深入生活将近半年，写《塞罕长歌》我上坝上就去了20多次，重新到那儿让这个事件感动你流眼泪，最后变成了你自己非写不可。

话剧《塞罕长歌》剧照

记者：60多年来，您不停地创作是不是也是责任使然。

孙德民：我觉得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我还是强调一种责任感。戏剧创作不是挣钱的职业，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。另外，戏剧成活率很低，它受各方面的影响。但是既然搞编剧，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，你不能怕穷，剧作家不会发财，要坚持贫穷、坚持寂寞，没有这个精神，很难搞新的创作，我觉得这一点是最主要的。

孙德民在研讨会上

说自己的坚持，另外也有一个爱好。总是到最累的时候，觉得就到此为止了，年龄也大了，我这几次下决心不再动了，但是当这部作品完成的时候，当上级有计划的时候，又想进行下一部新剧的创作，又想深入生活了。因为你这个戏剧创作呀，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有时候也打退堂鼓。但是克服了困难，当这个戏剧得奖立在舞台上，当听到观众掌声的时候，可能那个时候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幸福。那时候往往就下决心，我还要接着写。

记者：您的很多作品会隔几年进行再次创作，被称之为“重耕”现象。

孙德民：我好多戏剧都是属于重耕的。为什么重耕，为什么要重新写？一定是这个时代使我对这个事件的认知，又让我有了新的体悟，又给我新的启悟。这个高度，是观众没有想到的，一定是作者先想到的。那么这个高度呢，恰恰是当今时代的观众所需要的，也是当初创作在前一阶段留下的遗憾，这是一种认知的高度。还有一个就是如何讲这个故事，可能当时讲这个故事，还没有让观众有非常大的陌生感，现在它可能有更强烈的陌生感。

话剧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剧照

像把《青松岭》的话剧重新创作成现在的《青松岭的好日子》，《青松岭》那时候是阶级斗争，矛盾多尖锐啊，那么今天的青松岭到底什么样了，观众是满怀着期待，满怀着一种陌生感，要看看你写今天的青松岭现在怎么样了，钱广他们的后代现在什么样了。所以，这样一写呢，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新的陌生。

记者：在戏剧创作方面，您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跟现在的青年剧作家分享一下吗？

孙德民：我觉得经验就两条。一条呢就是深入生活，这个戏不是你编出来的，戏要从生活当中捕捉出来，我创作的几乎所有现实题材的戏，都是从生活当中拿到的一个戏剧种子，甚至从生活当中捕捉人物，捕捉故事。具有张力的人物关系，具有强烈冲突的情节，甚至从生活当中直接搬来的。

还有一点，我跟别的剧作家不一样——我接受审判。我的每一个作品出来，都要找专家进行研讨，讨论起来这个面子上很不好看的，甚至专家把你的那个给否喽。如果他都说你好，你不会有进步。你不要爱面子，你就让他谈。一个作家不要固守自己这点东西，接受大家的意见，接受人家对你哪怕是批评，哪怕是否定，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提高，也是一种进步。我的作品应该说没有这些专家的帮助，没有观众的意见，我觉得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。

（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 记者康瑞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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